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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個人破產法倒逼信用體系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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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布時間:2019-05-28 09:09 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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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大致經歷四個發展階段。第一個階段是20世紀90年代初期的起步階段,其標志是以信用評價為代表的信用中介機構出現;第二個階段是20世紀90年代末期的發展階段,其標志是以信用擔保為代表的信用中介機構快速發展;第三個階段是21世紀初期的初步完善階段,其標志是以政府為主體的信用披露系統和以社會中介為主體的信用聯合征集體系著力建設;第四個階段是2014年后的快速提升階段,國家出臺《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規劃綱要》,中央出臺規劃,地方立法等。
  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就是運用法律手段建立守信激勵和失信約束的獎懲機制,目的是增強全社會的誠信意識和信用水平。破產法就是其中比較有效的倒逼債務人履行償還義務和恢復信用的法律之一。令人遺憾的是,我國雖有《企業破產法》,但個人破產法仍然遙遙無期。本文的目的,就是要呼吁盡快出臺個人破產法,助推社會信用體系建設。
  首先回顧一下破產法發展的緩慢歷程:中國1906年前是沒有破產法的;1906年的《大清破產律》(1908年廢止)是迫于外強壓力而制定的;1915年至1949年的破產法成為臺灣今日破產法的根基;1949年至1986年間,破產法因當時的特定情況沒有制定;1986年的《企業破產法(試行)》只適用于全民所有制企業;2006年的《企業破產法》仍然只能算半部破產法,因為不涉及個人破產的規制。
  破產法歷來被視為一把“雙面刃”:它既保護債權人利益,也保護債務人利益,這是一種政策性的平衡。尤其對債務人而言,他一旦申請破產并進入破產程序,則所有針對他的其他訴訟將被中止;即使要清算,其基本生活權利也是可以得到保障的。這就提醒債權人在考慮出借時要更加小心謹慎,比如在借貸前對債務人資信狀況進行調查,要求債權人提供充足的抵押或擔保等。此外,雖然破產法給予債務人信用修復和重新開始的希望,但破產的后果也是十分嚴重的:如果他處于經營狀態,就必須退出市場;破產還意味著對其一些資格的限制,例如不能擔任公司的董事,消費水準也要受到限制。
  破產法給予債務人重新開始的機會,但是破產法也可以倒逼個人清償債務。因此,在個人債務清償和個人破產之間,第三方清收中介機構大有作為。目前國內較大的委外清收機構已經有上千人的規模,網點遍布全國區域。筆者欣喜地看到,債務清收行業正在逐步發展,有關規范也陸續出臺。比如,2017年5月,深圳市互聯網金融協會印發《深圳市網絡借貸信息中介機構催收行為規范》(征求意見稿),2018年3月出臺了《互聯網金融逾期債務催收自律公約(試行)》。未來的法律法規必將對有關中介清收機構的法律地位、準入標準、自律和監管等方面作出明確規定。
  從目前情況看,債務人逾期不履行義務,債權人可以通過法院尋求救濟。如果債務人不履行法院判決,則可由人民法院強制執行。2013年10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公布失信被執行人名單信息的若干規定》正式開始施行。全國法院建立失信被執行人名單制度,具有以偽造證據、暴力、威脅等方法妨礙、抗拒執行等6種情形之一的被執行人將被納入失信被執行人名單。納入失信被執行人名單的被執行人,人民法院可以限制其高消費。根據最高人民法院的相關司法解釋,被執行人為自然人的,被采取限制消費措施后,不得乘坐飛機、列車軟臥、高鐵,不得在星級以上賓館、高爾夫球場消費,不得購買不動產、非經營必需車輛,子女就讀高收費私立學校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費行為受限,可拍賣其唯一住房,限制炒股、出境,甚至最高可判刑7年。
  有人說,個人破產法將終結聯合懲戒“老賴”黑名單公示制度,起碼會終結“老賴”黑名單中主要大類的公示。這種說法可能有些道理,但兩者畢竟有本質差別。在香港,債務人可以申請破產,債權人也可以向法院申請宣告債務人破產。一旦高等法院向債務人頒布破產令,債務人必須立即將其所有資產交給受托人管理。這里最為關鍵的是,債務人必須披露全部財產及債權,包括動產、不動產、現金、有價證券、知識產權等等,不得有隱瞞、轉移等行為,也不得在破產前后攜帶財產離開香港,否則可能會被追究刑事責任。破產管理署保證破產人獲得收入后,保留足夠應付其本人及家庭合理需要的部分,包括住房、飲食、衣服、教育、交通、醫療、所得稅等開支。
  相信大家比較熟悉香港明星鐘鎮濤的破產故事。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后,香港樓市泡沫破滅,鐘鎮濤夫婦所購樓盤大幅度貶值,貸款本息滾至2.5億元港幣。2002年7月,鐘鎮濤申請破產,同年10月,法院裁定鐘鎮濤破產。破產期間鐘鎮濤賺來的收入都要上交香港破產管理署,破產管理署按照其生活所需給予生活輔助后,將其余收入用于還債。據報道,鐘鎮濤在生活上受到的限制包括:每月的置衣和剪發費用為500元至800元港幣、飲食2000元至3000元港幣、住宿4000元至8000元港幣、每天交通費為20元至30元港幣等等。2006年10月,法院批準鐘鎮濤解除破產后,鐘鎮濤在接受采訪時略帶傷感地說:“這4年來,我在香港的房子是租的,拍戲時,制作單位沒有開車接我,我就搭地鐵。逛百貨公司時,只能看不能買,因為我是破產的人。”
  在香港,破產的后果還不止這些,很多專業行業不允許破產人繼續持牌執業,如律師、會計師、地產代理、證券交易商、保險代理等,破產人也不能擔任公司董事或參與公司的管理工作,不能獲任太平紳士。
  從債務人欠債不還,到債務清收,到法院判決,再到個人破產,說明這個中間存在債務清收的空間,合法的私力救濟(包括第三方的清收中介機構協助)有較大的作為。當然,清收業的健康發展,迫切需要法律對其地位作出進一步確認并予以規范。毫無疑問,債務清收做得好,能夠及時幫助債務人修復信用,避免因不履行司法判決而成為聯合懲戒的對象,或者成為個人破產法的對象。可見,個人破產法的確對社會信用體系建設是有倒逼作用的。因此,呼吁出臺個人破產法是十分必要的。
  目前,在個人破產立法方面,雖然每年都有全國人大代表提出個人破產立法議案,但我國至今仍未啟動個人破產立法程序。為了推動個人破產立法進程,深圳市律師協會向深圳市人大常委會提交了啟動深圳個人破產條例的建議。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去年完成了個人破產立法調研課題,并向深圳市人大常委會提交個人破產立法調研報告及《深圳經濟特區個人破產條例(建議稿)》。最高人民法院今年2月27日召開新聞發布會,發布《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深化人民法院司法體制綜合配套改革的意見暨人民法院第五個五年改革綱要(2019—2023)》。《綱要》中引人注目的新舉措,就是“研究推動建立個人破產制度”。這些對進一步推動我國個人破產法立法工作是十分重要的。
  應該說當前個人破產法的立法條件已經比較成熟。2018年數據顯示,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28228元,全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39251元(2006年為11759元),這足以說明我國個人財富增加明顯。此外,信用卡逾期半年未清償信貸總額為788.61億元,迫切需要解決個人債務清償的問題。
  當然,個人破產法出臺可能還需要做不少的研究準備工作。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湯維建曾經表示,與建立個人破產制度相關的個人財產報告制度、信用體系還不健全。究竟申請破產人有多少財產,可能債權人、法院都沒法徹底搞清楚;破產人隱匿、轉移財產,也往往難以證明,即使證明了,也不會承擔嚴重的法律責任。這種情況下,個人破產法就有變成“個人逃債法”的風險。湯教授這番具前瞻性的講話值得在立法過程中予以關注并解決,尤其要對破產人隱匿、轉移財產等非法行為作出具體的處罰(包括刑事處罰)規定。對此,本人呼吁大家共同貢獻智慧,也十分期待個人破產法早日出臺。

□湘潭大學信用風險管理學院院長、博士生導師 顧敏康

(責任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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